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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2019年10月29日 09:20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陈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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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强调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常被认为是中国古史研究(尤其是上古史重建)的特色,但是将两类证据不加区别、缺乏审视地“结合”却会产生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擅长解决的问题上差异很大,因此两者应该是信息的互补关系,而非对具体时间、事件和人物的印证关系。随着理论方法的进展,当代考古学已经能从生态环境、技术经济、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比较全面的历史重建,而历史学也已从单纯地关注政治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等整体史研究。史料分析者要重视文献批判精神,并明白史料和考古材料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研究者应认识到当代偏好和价值取向对古史重建的影响,区分“真相”和“看法”之不同。当下上古史研究亟待突破“二重证据法”的窠臼。采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范式进行多学科交叉与信息提炼、整合和阐释,应该成为21世纪古史重建工作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关 键 词:二重证据法/考古学/文献批判/范式更新/古史重建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跨界与交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首届中国古代史论坛参会论文。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20世纪初期,西方考古学在引入中国时受“古史辨”派的影响很大。疑古思潮对上古史传说成分的质疑,令中国学界意识到地下材料的重要性,开启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①的史学研究路径,也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从属于历史学的学术定位。夏鼐就曾指出,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②而中国考古学的使命感和学术定位,又因王国维提出“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的“二重证据法”而得到加强,甚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王国维当初所谓“地下之新材料”原本仅限于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它们都是文字资料而非纯物质遗存。王国维本人客观上是站在“古史辨”运动的对立面,而这一方法因殷墟发掘令商代历史成为信史而得到普遍推崇并定于一尊。于是疑古的理性思维受到重挫,“地下之新材料”被扩大到所有考古材料。这就使得后来许多人觉得疑古不但多余而且具有负面意义,遂不加审视批判,甚至流于穿凿附会,给科学的古史重建造成很大弊端和无穷乱象。③

  其实,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掘的研究方法并非中国首创和独有。在欧洲,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1870年起,德国人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的线索来寻找和发掘特洛伊城即是用田野考古验证文献记载的先声。谢里曼的发掘和研究使学界认识到古希腊之前的灿烂文明,从而揭开欧洲古代史研究的新篇章。欧洲的古典考古学、中世纪考古学和以色列的《圣经》考古学都是文字记录与考古材料的互补和结合,或以考古发现来印证文字记载,或以文字记载来解释考古材料。

  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虽然是两门关系密切的兄弟学科,但是两者之间往往被认为存在很高的门槛,以至妨碍了学科间的交流和互动。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文献的主要诟病,在于它们只凭出土材料说话,就像地质学的标本纯而又纯,“科学”得不能再“科学”。其次,考古学文献冷冰冰的术语令人费解,好像在自说自话,无法令人发挥想象力。还有就是考古学有意回避精神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考古材料虽然是编了号的标本,却不是经过整理和阐释的历史。考古学科的意义不应囿于其内部的肯定和理解,而是在于超越自身学科的畛域,启迪其他学科的思路。④造成这种隔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滞后和信息提炼能力的欠缺。与国际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大体相当于欧美世界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那时,欧美考古学家曾被看作是一群自说自话和答非所问的聋子。

  从目前全球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考古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了巨大进展。特别是考古学这门学科,在经历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蜕变之后,已经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及器物分类和年代学的实践操作。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已成为一门以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多重证据的整合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生活和社会变迁的学科。与此同时,历史学也发生根本转变,比如否定传统史学中政治史的“统治地位”,强调整体史,把研究重点放在无所不包的社会方面;提倡“存疑”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事实只是史学家根据文献资料所构建的;强调史料多元化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重视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这反映了两门学科的新范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某种趋同发展现状。

  我们现在认识到,文字记录和物质文化是在不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代表着独立的证据和线索,它们不能简单契合。⑤而且,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都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必须予以理性梳理才能利用。加之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研究者立足于当下而构建的一种产物,如果没有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的严格评判和置信度考量,简单用“二重证据法”将这两种材料简单撮合,必然会遇到两重证据的不协调。这样的“古史重建”,难免会出现许多乱象。

  为此,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两门学科的关系。就中国历史学对考古学的最大期待而言,无疑是能够挖出大量文献,以便验证已有的历史记载。但是,考古学的意义远不是或主要不是提供“佚籍”,而是能从地下挖出一部从未登录的伟大作品。⑥而对于当代考古学而言,文字史料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证据或有价值的线索,它与考古学并非一种简单的从属和依附关系。为了更好地厘清两门学科的关系以及说明二者应如何携手重建上古史,本文试图结合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展,从文献批判精神入手再思“二重证据法”,审视考古学在历史重建中的作用。我们的基本认识是,新世纪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应超越“二重证据法”的简单互证,更新范式,在跨学科基础上发挥历史学与考古学各自的特长,整合无所不包的证据和信息,并在理论指导下重建一部与文献有别的整体上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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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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